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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则旨在将不具有回避可能性的结果排除在危险实现的规范评价之外。

择其要者，反对观点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再结合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对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展开说明，澄清理论分歧，明确刑罚边界，以期既能够实现对集体法益进行刑法保护的目的，又不至于过度地侵犯个人权利。

人们在共同体中的社会活动主要依据这些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的存在扩张了个人的自由。我们不能只是为了维护规范而维护规范。(104)参见涂俊峰、李磊：《出售人工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从宽处罚》，《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0期，第55页。(91)一审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赵春华3年6个月有期徒刑。其五，非法获取的野生动物没有被混入合法的人工繁育产品的市场贸易中。

相反，有的立法建议则难以被笔者认同。因此，存在层面的还原论更多的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并不切实际。拉伦茨提出了新的科学定义，以替代严格的纯科学定义。

但是，这个法学却同时因其封闭性及由此而生的机械的法律适用而受到驳难。耶林这一全新的法律科学有三大支柱。实在法是僵化、抽象、专断的没有意志的可任意作用的武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诠释性法学明智地承认：精确的自然科学比规范的科学接近科学的理想。

法学通过不断地批判、比较来超越时空，达致真理性认识与正义性实践，即它们最终会殊途同归。理论法学是把法视为服务于人类目的的一种手段，它将技术法学作为客体之一，研究法律实践活动中的正义，但是，法律实践者的正当活动是一种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艺术。

而具备统一概念、研究正义法律实践的正义论法学，则是一种艺术，同样不是科学。（2）法学批评的体系内性。自牛顿以降，科学开始垄断知识体系，法学便转隶科学。实在法使法学不得不服务于偶然、谬误、狂热和愚昧。

厘清了科学概念及界定了法学以后，拉伦茨法学是科学命题的证成还面临两大挑战。在《为权利而斗争》一书中，耶林将法权概念比作罗马人的门神兼保护神雅努斯(]anus)，雅努斯脑前脑后各长着一副面孔，一个看着过去，一个向着未来。三、施塔姆勒：法学——不是科学 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fStammler，1856—1938年）这位新康德主义大家指出，科学的知识有两个前提，一是方法，二是统一的概念，认为不借助于具备绝对效力的绝对可靠的方法，就不可能有科学。拉伦茨的论证策略可以析为三步。

作为新康德主义法学的代表，施塔姆勒强调形式与质料之分，是一切基于批判的科学的必要根据。在这个过程中，5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法学，其理论各有其片面的真理性。

又过了10年，基尔希曼的历史性演讲正式发表于20年以后的1868年，耶林在维也纳法律协会作了题为法学是一门科学吗？这一著名的就职演讲，其主题就是证成法学的科学性格。他指出，这种概念以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来评价作为人文科学的法学科学与否，这就使法学科学与否的争论陷入乞题谬误，进而得出法学非科学的错误结论。

基于上述三点，基尔希曼的结论是：既然法学只关注偶然，它自己也就变成了一种‘偶然，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通过诠释学循环理论，考夫曼将法律发现的核心环节由演绎转向类推，并将这一过程由单纯的演绎扩展为类推、设证、归纳、演绎这四种逻辑推论，这个推论过程融合案件事实与规范，产生正义的规范或判决。五、考夫曼：法学——诠释性科学 与拉伦茨的论证理路不同，考夫曼称法学界所秉持的单一的科学概念为错误的信条式科学概念。他主张，说明的自然科学与理解的人文科学当有不同的科学概念，提出了人文科学特有的诠释学科学概念。法学找到了什么方法和手段，以便于人们更容易地理解它的研究对象——法律？没有，罗马的法学家们是专制的忠实仆从，当德国需要改革时，德国的法学家们却让君主和改革家们去‘摸着石头过河。15世纪以后，科学与人文主义兴起，特别是牛顿以降，科学成为权威话语体系，法学告别神学成为科学的一员。

他将意识分为知觉和意志。第二，法学作为科学有两个难圆的逻辑问题。

施塔姆勒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基于纯科学的概念，强调只有可以形式化的知识才是科学，而法学是不可形式化的，所以不是科学。正是由于法学的目的和结果之间这种内在矛盾，人们才对调解特别情有独钟。

他指出，自然科学式的法学概念不仅得出法学非科学的错误结论，而且产生何为法学科学方法的认知错误，进一步的错误是使司法实践失去科学性，使许多法律论证沦为表象论证，使法律技术变成一种借口。法学的形式化过程将其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形式，从而对后者施加了摧毁性力量。

施塔姆勒的法学知识定位划清了作为描述因果关系规律的科学知识与探求正当行为规范的法学知识之间的界限。拉伦茨认为，上述各种与法有关系的学科都不是法学。这个法教义学是指，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其一，如此定义的法学是否经得起他本人所主张的、科学概念必要要素之一——统一的知识的检验？如前所述，拉伦茨的法学是立足于一国实在法，解决相应的法律实践问题的学问，具有明显的地方性。

不仅如此，基尔希曼还进一步提出法学在实践中也是无用的，他的理由是：（1）形式化的法学导致削足适履式的司法。不过，根据耶林的说法，到19世纪初，德国人称法学为科学，对此似乎没有什么异义。

考夫曼通过分析在德国司法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典型个案，证明这种错误的方法不具合理性，如同其实际运作一样，情形不胜枚举，结果使许多法律论证沦为表象论证，法律技术成为一种借口。第一，在纯科学（本然的、或自然意义上的科学）意义上，法学不是科学，这是法学自我认知的历史性进步。

（3）直接反驳基尔希曼的惊世危言。他指出，着眼于经济理解法律的社会学法学，存在对经济学与法律的关系的误解，甚或完全错误的观念，称它全然没有满足这种对一致的社会秩序观的探求。

基尔希曼的贡献是摧毁了法学是纯科学的旧认知，耶林、施塔姆勒、拉伦茨、考夫曼则分别定义了不同的科学的法学：精神科学、正义论、法教义学和诠释学法学。通过这个类推、设证、归纳、演绎的环绕漫步式的解决过程，作为原始材料的案件与规范得到加工与分类，并最终形成判决。他指出，自然法学的种种乌托邦对于砥砺思想来说常有非凡的意义，但终究没有科学上的价值，因为作为其构思来源的素材并无真凭实据，自然法欠缺合乎科学的基础。施塔姆勒对两种含义的社会学法学都持批判态度。

历代法学家在坚持科学普适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达成了几项程度不同的共识：在自然科学意义上，法学非科学。这样的知识，自然入不了科学的大门。

诠释性法学彰显了被遮蔽的司法真实过程，架起了从应然到实然的桥梁，实现了法学目的之转换：从发现规律、寻找真理到寻找个案的适当规范。耶林的法学科学性学说是对师门传统理论的超越，它将法律的科学性安置在一种（法律基于其性质所固有的）发展思想中。

这个史诗性的思想论辩取得了两项时代性成果：法学自我认知的革新和法学知识的拓展与深化。因此，拉伦茨进一步对以法为研究客体的知识群再作分类，将其中一部分剔出法学。